中医肝病专家邢锡波

　　在天津众多名中医里，有一位自幼右臂残痿，终生只靠左手诊病、把脉、开药方并写字作画的大家，他便是享誉津门的既擅伤寒又长肝病的邢杨波。

　　残痿志坚  矢立医门

　　和许多名中医不同的是，邢氏并非家传，乃是幼读私塾，后攻师范，继而在任小学教员和校长期间随名医学习苦读医书而踏入医门的。

　　1906年11月19日，邢锡波出生在河北省青县下马厂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很受父母喜爱。七岁那年，送他上了本村小学堂，老师就是远近闻名的姚洁清先生。

　　姚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师德高尚，爱徒如子。他不但深入浅出地讲授知识，且常常向学生们传播爱国思想。小学的几年，不仅使邢锡波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使他产生了对北洋政府的憎恶和对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关心。成人后，他在回顾小学这段经历时曾说：“倘日后能有所作为，皆与老师不可分。”他从姚先生那里，学到了治学的真蹄，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邢锡波天资聪慧，右臂的伤残反而使他树立了自强的信心。他学习十分用功，成绩一直是优秀的，故而深得姚先生的赏识。小学毕业后就读师范，师范毕业后又到马厂模范小学当教员，都是姚先生推荐的。

　　1923年至1935年，邢锡波在马场模范小学先当教员后，任校长，培养了众多农村子弟，与他的老师姚洁清先生一样，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情况更是十分严重。邢锡波决心授业解惑以育人，行医祛患以救人。于是在教学之余，便翻阅中医书籍。后来，书看的多了，就偶而给人号脉开小方，竟有治好的。这使他很高兴，更激发了他钻研的兴趣。未成想，这竟引导他迈入一生的从医之路。

　　有一年，邢锡波的叔父因病请来了当时青县的名医刘润卿先生，叔父命他陪侍。这对邢锡波来说恰是求知的好机会。刘先生的高超医术和邢锡波的聪明好学使两人很快成为忘年之交。在刘先生的指导下，邢锡波阅读了中医启蒙读物《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濒湖脉学》等等，打下了中医药知识的基础。后又在刘先生的指导下进一步系统地研读了《内经知要》、《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中医典籍，知识水平大为提高。教学闲暇时，他还常随刘先生外出临诊。马厂镇上的瑞生堂药铺更是他常去的地方。如此边学边诊，其中医知识日益充盈。

　　看病的机会多了，临床经验也不断丰富起来。这又迫使他进一步钻研。于是将平日积攒的钱全部用来购买医书，经常研读到深夜。在当地也开始小有名气，四面八方请他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他经常是白天去学校教课，傍晚出门看病，半夜才回到家里。其辛苦之状可想而知。但是，这段经历却让他难以忘怀，因为这不但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还培养了他体恤贫苦农民的感情。

　　一次，旧张屯一鲍姓人家请邢锡波看病，经三诊病愈。鲍家千恩万谢，劝邢去北京考取中医执照，专事行医。而他正有此愿，于是便辞去教学之差，赴京考试。经北京考试院中医资格考试，他以优异成绩考获了中医师资格，这个考试，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此时是1935年秋。

　　1936年，邢锡波来到天津行医。为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及料理安家事宜，其长子汝霈、次子汝霖及侄子汝炯一同来津。当时，时局动荡，日本已经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正觊觎华北甚至整个中国，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故邢氏只得将妻小暂留原籍，待时局稳定后再行接来。邢氏来津后，便在劝业场对面的紫阳里租房住下，初在南市鸿济堂应诊，后在住所挂牌。

　　转年，七七事变。全家人避难到济南。邢锡波也随后到达济南。一家人得以在济南团聚。本想在济南安顿下来。然而，当时的中国无一块平静之地，一年后，全家只得返回天津，毕竟天津还是大都市，有利日后的营生。

　　二次来津后，邢氏一家住在了法租界越南兵路（今拉萨道）金城里6号，算是安顿下来。邢氏仍受聘于鸿济堂坐堂行医。彼时鸿济堂共有三处：一处在南市，一处在贩商路（今贵阳路），一处在奥克尼道（今昆明路）。邢氏两处应诊，白天一处，晚上一处，诊务甚是繁忙。

　　此时，他边行医边深研理论，临床经验日渐丰富，造诣渐深，名望日增，患者如云。他还善于总结经验和心得，有多篇论文见诸于当时的《中医科学杂志》。除日常的诊务外，他还兼职中医教学，1941年担任了“华北新中医学社”教授，并被北京《国医求是》杂志社聘为编述主任，1942年又被北京《国医砥拄》月刊聘为编述主任。这一方面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参加学术活动，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当时在中医界的地位。在教学和研究中，邢氏感觉到最大的问题是中医理论不能用现代科学作出解释，于是便命长子汝霈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毕业后研究中医；命次子汝霖入北洋大学学化工，毕业后研究中药，开创中国的“拜耳”药厂。只是二子后来相继参加了革命工作，上述愿望未能实现。

　　邢氏中医学识渊博，学术根底扎实，但他从不拘泥于中医理论，而是主张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他认为，无论中医、西医、中药、西药，都是经过人类千百年来反复实践而发现、发展起来的，都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它们都需要进一步总结、提高和完善。而更重要的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各取所长，创造出统一的、更进步、更完善的新医学、新药学。邢氏多次表示反对狭隘的、将中西医对立起来的门户之见。他用通俗的格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道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他的这种思想是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世界观的真实反映。这种思想，在六十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1954年春，他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国立医院的工作，应聘担任天津市立总医院（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中医师。到国立医院工作后，他的精湛医术和革新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运用中医药理论治疗传染性肝炎和肝硬化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因此，被誉为中医治疗肝病的专家。1955年5月，学验俱丰、医教皆长的邢锡波被调到天津中医研究班任教并兼管教务工作。参加此班学习的均为普通的中医大夫，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壮大天津的中医力量。1956年，他受天津市卫生局的委托，负责筹办了天津市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并由他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这个培训班，也是国家卫生部全国六个试点班之一。1956年6月15日，在职班开学，学员共167人（正式学员154人，旁听学员13人），学制为三年，总学时为1200小时，其中600小时听课，600小时学习讨论，分为14个小组。参加在职培训的全部为天津的西医大夫。1956年9月1日，脱产班开学，共41名学员。其中主任医师8人，主治医师16人，住院医师16人，药房主任1人，学制亦为三年，1959年9月结业。该班天津学员仅有6名，其余均为外地学员，即黑龙江省8名，吉林省8名，辽宁省17名，内蒙古自治区2名。参加培训的学员普遍感到受益匪浅，认识到祖国的传统医学竟是如此的博大精深，故而扭转了对中医的偏见。有的边学习边用于临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8年，卫生部党组总结了天津试点班的经验，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主席亲自作了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之。”并肯定了试点班的经验，强调要办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为贯彻中共中央、卫生部的指示，继续开展“西学中”的工作，天津市卫生局成立了由43名知名度较高的老中医组成的“中医教学研究委员会”，邢锡波与陆观虎、赵寄凡、哈荔田等众多名中医位列其中。从1956年第一期算起到1984年，天津市卫生局共举办了“西医脱产学习中医班”八期，培养中西医结合医疗人员430人，其中本市357人，外省市73人。这些人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学有专长，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大家，有的知名度甚至享誉全国，如吴咸中、边天羽、阮士怡等，他们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也在世界医学领域赢得了荣誉。

　　1957年天津中医学校成立，邢氏被聘继续执掌教学工作。

　　1956年始，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相继成立了中医学院，我国中医教育开始迈入正规的高等教育时代。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经天津市卫生局批准，1958年8月31日，在原天津中医学校的基础上，天津中医学院正式成立。邢锡波被任命为教务处副主任兼伤寒教研室主任、科研处编委副主任等。1961年春，天津王串场中医医院（后更名为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今名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成，隶属于天津中医学院，邢氏又兼任该院内科主任，承担医疗、教学和实习任务。此时，他一方面继续从事中医治疗急、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的研究，一方面主持了中医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制订出了颇具特色、疗效显著的治疗“再障“的方案并推广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治疗白血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1969年，天津中医学院迁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改名为河北新医大学，邢锡波也随迁继续执教。“文革”后期，因病返津，但仍抱病研究，著书立说。先后完成了《邢锡波医案初稿》、《脉学阐微》初稿以及涉及到肝病、“再障”、心脏病、糖尿病、癔病、支气管扩张等多种疾病的八篇论文，间或还应邀讲课和应诊。然而自己的心血管病却无暇治疗，状况日益严重。1977年秋季的一天，午饭之后，自感身体不适，正欲体息之际，两位患者远道而来。此时，同情心和责任感支撑着他必须接待患者，但当送别患者返回卧室时，心脏病猝发，未及抢救而溘然长逝。一代名医，心中只有病人而无自己，医了患者却误了自身，人们闻之，无不叹惋和肃然。

　　邢氏一生勤奋刻苦，身虽残而志靡坚，执著敬业，终成大家，深受患者和学生们的爱戴。

　　超迈前贤  独步伤寒

　　“伤寒”一词，从中医临床上讲，是疾病的分类，是一切外感和热性病的统称。从中医学术上讲，是一种流派（另一流派为温病）。邢氏是研究伤寒的大家，其所著《伤寒论临床实验录》，是他三十年苦心探索和临床经验的结晶。

　　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思想指导下，以《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理论为依据，广泛吸取和搜集当时和以往各医家治病之经验，并结合自己心得而著成《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前十卷论述伤寒辨证及医治，后六卷论述杂病辨证及医治。可惜其原著散失于三国战乱时期。至西晋，王叔和搜集到已散佚的仲景原著，于是加以整理，略去杂病部分，名为《伤寒论》。迨北宋翰林学士王洙于翰林院所存残旧书籍中觅得《伤寒杂病论》之节略本《金匮玉函要略方》后，才由他人据此将杂病部分整理校订，并补充了其他医家之良方，题书名为《金匮要略方论》即后世通行的《金匮要略》。

　　《伤寒论》、《金匮要略》均为中医经典，被奉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然而后世历代医家对《伤寒论》其要旨多有不同理解，王叔和所编次整理之《伤寒论》亦并非完美，其中杂有己意。故自金代成无己以后，迄今注释《伤寒论》者达500余家。在研究方法上，有错简重订者，有考据持旧者，有以方或按法分类证或分经审证者等等。这固然对《伤寒论》的研究有着一定贡献，但是众多医家的注释多偏重理性述义又脱离临床实际，却是共有的缺点。直至近代，著名经方大师曹颖甫（1868～1938）方别开生面，注重结合临床实践，阐释经典，弘扬仲景学说，其所著《伤寒发微》、《经方实验录》等颇受推崇。邢氏深受其影响，成为曹氏之后研究《伤寒论》注重临床验证的名家之一。其主要思想和贡献是：

　　一、实事求是，古为今用

　　邢氏在其所著《伤寒论临床实验录》中开宗明义地讲：“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作为编写的指导方针。凡历代注释家之理论晦涩，脱离实际的，概不选录。由于历代注释见解不同，故相互争执，悬而未决问题甚多。对此，都根据个人临床实践经验，加以分析和阐述，以期得到符合实践的注释。”由此可见，实事求是，古为今用乃是他的治学原则。他主张，学习前人经验，主要是“师其意，而不用其方”，不能照抄照搬，要掌握《伤寒论》的精神实质，而不必拘泥于某方某药。

　　二、阐述要义，畅抒灼见

　　邢氏编著之《伤寒论讲义》和《伤寒论临床实验录》，均取明代赵开美复刻宋本《伤寒论》，凡398条，112方。注释原文，逐条首列“提要”，以示知该条内容之重点。继而“阐述”，详解其义，且多有独到见解。如在“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条的“阐述”中论及：“伤寒、中风，不在热之已发或未发，亦不在恶寒、恶风的区别，更不在体痛与呕逆，而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汗和无汗。并且缓脉常与自汗同见，而紧脉常与无汗同见。所以将脉缓自汗者，名为中风，脉紧无汗者，名为伤寒。”接着又补述阐发：“考风与寒，乃气候演变之形势。《内经》上以寒属冬，以风属春，春主疏散，冬主敛藏，此乃外界事物的客观规律。凡发热病无汗的，肌腠收缩，好似冬天的敛藏，而且此类证候，发生于冬令者较多，所以名之为伤寒。有汗的，多肌腠弛缓，好似春天的疏散，且大多数发生在春天，故名之为中风。这是古人体察大自然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的联系，因以命名的。所以说中风与伤寒，虽同为太阳病，而在理论、症状和脉象上则有其不同。”如此注释，深入浅出地讲清了道理，使学者明白易懂，有助于正确区别“伤寒”与“中风”的概念。

　　三、临床体会，皆为亲验

　　在《伤寒论临床实验录》中，对《伤寒论》的每条注释后，邢氏均设“临床体会”一项，结合自身体验，谈原文精义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使之有助于学者对原文的理解。如第62条：“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临床体会”谈及：“伤寒身疼痛，多发于未汗之先，汗出则疼痛自减。凡发汗前身体不疼痛，而汗后身反疼痛者，多属于汗后伤津。因津血伤，而身发疼痛。故宜疏表邪，和营卫，补气生津而止疼痛。”

　　四、归纳升华，验案佐证

　　为使初学者易于领会，在《〈伤寒论〉讲义》的概论中将本书主要内容，辨证施治的方法以及八纲的运用，作了概括性的归纳论述，并将六经中本病演变的过程加以具体说明。邢氏在《伤寒论》每方后附有表解，将该方的治则、脉证、药物配伍、后世演变等进行具体的叙述，药用剂量、疗效大小、适用范围，或用法舍方，或用药变法，都作出了具体说明。并制作出14类145幅图表附于书后。如：古今度量折算表、六经传变归纳表、病证鉴别表、方药疗效临床观察表、汤头方药解析表等。借助这些图表，把《伤寒论》繁杂错落的内容变得条理清楚，层次明晰，一目了然。而在注释条文时首列提要，以示论述要点，继而详解其义，且多有独立见解，详述临床体会。在《伤寒论临床实验录》中，凡有证“方药”条文下还多附有举验若干，约计百余则，为后人学习、理解、运用《伤寒论》的经方，提供了良好范例。正所谓“留得青囊供患者”（邢氏诗语），这些医案已是囊中之宝了。

　　五、追溯其源，探究其理

　　邢氏自青年时代起自学医道，苦读医典，各类中医典籍与其终生相伴。然而邢氏读书非盲目吸收和泥古，必追溯其源，探究其理，深钻细研，以求彻底明了。例如“伤寒传经”一说，《内经·热论》云：“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陰受之……。……”据此，历代医家争论不休，未得其解。邢氏认为，伤寒所谓之传经乃转变之意，即病机之转变，病势之发展。这种转变和发展，并不受日期的限制。而是以内外条件为转移，如身体强弱、年龄大小、精神状态、情绪变化、气候影响、饮食与服饰之丰欠，治疗是否得当等。临床证实，某些病未经太阳而径入阳明，某些病初见太阳即转入少阴，还有的两经、三经俱病，或始终停留一经，或昨在太阳，今入三阴。由此可知伤寒所谓传经，无非是病理转变的过程，不可拘泥于六经传变日数和次序。

　　（注：六经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陰。《内经》认为此六经分布于手和足，即手三阳经、手三阴经，足三阳经，足三阴经，是为十二经脉。此十二经脉外连四肢百骸，内通五脏六腑，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维持人的生命活动。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发展了《内经》的理论，将一切外因证，无论病情如何复杂，均以六经命名和分类、归纳，称为六经辨证或六经分证，从而创立了祖国医学辨证施治的基本原则。它不仅适用于治疗外感病，对于治疗各种杂病同样也具有指导意义。）

　　潜心脉学  规范脉象

　　邢氏一生行医，尤重脉学。精读脉学典籍如《脉经》、《脉诀》、《脉诀刊误》、《濒湖脉学》、《脉理求真》、《脉诀汇辨》、《四诊抉微》、《珍宗三昧》、《脉语》、《脉确》、《脉原》等历代专著，并对脉学理论作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同时，在临床实践中，验证脉象与疾病的关系，探索其中规律，积累了丰富的脉诊经验和理论知识，其所著《脉学阐微》一书，立论精辟，讲述详实，是一部可与古典医籍相媲美的脉学专著，广受中医界好评和赞誉。特别是他独创的脉象模拟图谱，为日后实现诊脉的数字化奠定了基础。邢氏认为，中医辨证虽为四诊合参，而若分阴阳、辨虚实、明部位、定治则，则均需取决于脉象，故脉诊是辨证的依据、立法的准则，是四诊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经过长期临床体验，证实任何疾病的转变过程，多先有脉象变化，然后始有症状发生，利用脉象的变化，可以早期测知疾病的演变，从而变被动为主动，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例如：

　　急、慢性肝炎的脉象变化：

　　肝炎初期，脉多左关弦大、弦滑、弦数，转氨酶偏高。如伴寒热时，左脉多弦滑而浮，左部大于右部。迨服清肝解毒、舒肝化郁药后，则脉象大脉渐小，弦象渐柔，脉不滑数，而浮象逐渐沉敛，为病情好转稳定的阶段。如感冒发热，或忿怒伤肝，劳累过度，则左脉突变弦大而浮，为肝病复发。凡脉弦细多为慢性肝炎，并每多见于“麝浊”偏高者。急性期，或因劳累、感冒、忿怒，脉再现弦大、弦滑、弦数，皆左脉大于右脉。肝炎慢性稳定期，脉弦虚、弦细数，多左脉小于右脉等等。邢氏云：“如能掌握这些脉象演变规律，便可掌握防治的主动权。”

　　卫气营血脉象演变规律：

　　一般外感热性病和各种急性传染病，初起多现卫分症状，脉浮大成浮数，迨邪入气分，脉洪大滑数，脉力较强，脉力愈大表示毒热愈猛，此时应放胆大剂使用清热解毒药以防病邪内陷。如邪在气分仍身热不退，心烦不宁，脉象转沉，是病邪由气分犯营的先兆，应予清热解毒，宣邪外出，分化其内攻之势。如神志模糊，嗜睡，心烦不安，左脉数急，舌质红绛，是邪已入营，应以清热解毒，清营宣透为主，辅以醒神熄风。由营分再深陷血分，则脉多沉数、虚数、弦细数。

　　邢氏言：“各种疾病于其发生、发展、变化中，其脉象的转化均有其规律，应细心诊之，方可补偏救弊。”

　　人体脉象由脉位、脉力、脉率、脉形等混合演变构成，共28种。人体各种疾病，均可从脉象上表现出来。为使初学者易于识别和掌握，在《脉学阐微》中，邢氏将28种脉象分别绘制了示意图，使之形象化，并加以图解。对脉象的特点（即医者号脉时的感觉）、主病（即反映的什么病）均加以文字说明。其所附各种脉象的体状、主病诗，更方便学习者记忆。如浮脉和数脉：

　　浮脉体状诗：

　　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

　　主病诗：

　　浮脉为阳表病居，迟风数热紧凑拘；浮而有力多风热，无力而浮是血虚。寸浮头痛眩生风，或有风痰聚在胸；关上土衰兼木旺，尺中溲便不流通。

　　（诗中“土”即脾，“木”即肝。中医的五行学说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肝、心、脾、肺、肾。“寸”、“关”、“尺”即脉的三个部位。）浮脉之脉象表现是：轻按即得，浮泛于皮肤之表。举之则泛泛流利，按之则稍减而不实。

　　数脉之体状诗（“数”字在此读之为shùo）：

　　数脉息间常六至，陰微阳盛必狂烦；浮沉表里分虚实，惟有儿童作吉看。

　　主病诗：

　　数脉为阳若可知，只将君相火来医；实宜凉泻虚温补，肺病秋深却畏之。寸数咽喉口舌疮，吐红咳嗽肺生阳；当关胃热并肝火，尺属滋阴降火汤。

　　（注：数脉，指脉博快速，一呼一吸在6次左右，即每分钟90～108次左右。常见于热证，数而有力为实热，数而无力为虚热。与数脉相反为迟脉，即脉博慢于正常，一呼一吸在3次左右，即一分钟约在60次以下。而健康人的正常脉象，应当是不浮不沉，不疾不徐，一呼一吸4次，即每分钟60～80次左右，从容和缓，节律一致。）

　　28脉乃清代医学家陈修园所分，他之前有张石顽分32脉，李濒湖分27脉，现一般沿用陈氏之分法。陈氏还以浮、沉、迟、数、虚、实、大、缓八脉来统各脉，是为28脉之纲。为便于初学脉诊者易于分析、记忆和掌握28脉最基本的知识，邢氏还将28脉以八纲为统编成四言体状歌，因原文很长，故在此仅举前几句为例：

　　浮脉主表，属腑属阳。轻手一按，形象彰彰。浮而有力，洪脉火炀。浮而无力，虚脉阴伤。浮而虚甚，散脉靡常。浮如葱管，芤脉血殃。浮如按鼓，革脉外强。浮而柔细，濡脉湿伤。浮兼六脉，疑似当详。…………

　　此四言体状歌，犹如《千字文》，读之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易记，易背，足可见邢氏之心血。

　　除此之外，在《脉学阐微》中，邢氏还将切脉的选时，病人的体位，医者布指和单按、总按，脉象的齐变和独异，切脉的初按和久按，三部九候的诊法，切脉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讲述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可以说，此书是自清代以来内容最为丰富、论述最为翔实、观点最为科学的一部脉学专著，也是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他本人因此被誉为脉学专家是当之无愧的。

　　精于临床  尤长肝病

　　“肝病”是对现代医学肝脏病的统称。除外伤性肝损伤、占位性肝病变、中毒性和药物性肝损害之外，内科临床所见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为最多。自1954年参加国立医院工作后，邢氏即对这两种难治的肝病进行临床治疗和研究。除借助西医检查明确诊断外，主要从中医角度探讨病证范畴、病因病机、证候、治则、治法和选方、用药规律等。从而形成自己治疗肝病的风格和特点。

　　首先，在概念上，邢氏认为，中医虽无“病毒性肝炎”病名，但根据临床表现不同，可以从辨证入手分析清楚。如急性黄疸性肝炎、胆汁瘀积性肝炎等。中医辨证属于“黄疸”。重型肝炎黄疸深重、病急暴发者，称为“急黄”。急性无黄疸型肝炎、慢性肝炎无黄疸表现者，据证分属于“湿温”、“痞满”、“胁痛”，若肝脾肿大突出属于“癥积”，若兼下肢浮肿为著者称“水肿”等。古代文献中有“天行病发黄”、“瘟黄”、“肝瘟”等病名，所述之临床表现与现代传染性肝炎颇为相似，说明中医虽无病毒性肝炎的病名，但对本病是早有认识的。由于中西医理论体系的不同，中医论肝，不仅是一个解剖学概念，更主要的是一个生理病理学概念。所以，中医谓之的“肝病”（如谓肝郁、肝气、肝阳、肝风、肝火、肝阴不足等）与西医谓之的肝病（如创伤性、病毒性、感染性、代谢性、免疫性等）其概念是不同的。西医所谓病毒性肝炎实际上是以肝脏炎症损害为突出表现的一种全身性传染病。中医对“肝炎”的认识不单纯是“肝”的疾病，不少情况下，涉及到中医的脾、肾或心的藏象理论概念。（注）邢氏告之，在中西医并存的情况下，要注意区别这些概念，避免由于中西医学说法的不同而造成混乱。

　　（注：藏象学说乃是中医理论之一。藏，在此念cáng，乃“匿”之意，即指藏于人体的内脏。象，系指表现于体外的生理病理现象。藏象学说，即是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来研究人体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在诊断上，邢氏认为，病毒性肝炎既然是西医的病名，诊断时就应按西医的标准先予确诊，然后再按中医的辨证论治进行施治，反对“一摸脉，便知是肝炎”的妄说奇谈。因为西医对此类肝炎的诊断，比之中医更具科学性。在西医确诊的基础上，中医再行辨证施治，其针对性会更强。

　　在治疗上，主要体现在辨证分型、治则治法、方药使用诸方面。邢氏认为，从临床考虑，对于急、慢性肝炎分黄疸型和非黄疸型更便于实施治疗。

　　“疸”为中医学病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平人气象论》等篇。指身、面、目、小便俱黄。后世又分阳黄与阴黄两类。阳黄由湿热熏蒸、胆热液泄所致，症见黄色鲜明、身热口渴、小便黄赤、苔黄腻、脉滑数，治宜宣通胃腑、清热利湿。阴黄由于脾湿不运、胆液浸淫所致，症见黄色晦滞、神疲乏力、纳少便溏、畏寒肢倦、脉沉细迟、苔白腻，治宜健脾化湿、温阳等法。

　　邢氏认为，在各种黄疸型肝炎中，阳黄多见而阴黄少见。治阳黄当宗仲景，其基本法则是“利其小便”，使邪有出路。如热重于湿，症见黄疸色鲜，兼小便黄赤、大便秘结，发热口苦，苔黄舌红，脉弦数，治以清热利湿为大法，茵陈蒿汤加减治之；若湿重于热，症见色黄不著，但苔腻、便溏、口黏、呕恶、脘痞、纳呆、腹胀、头重体困，脉弦缓或濡滑，治以化湿为主，佐以清热法，茵陈五苓散或胃苓汤加减。

　　对于无黄疸型肝炎（包括急性、慢性）邢氏则按“郁证”、“胁痛”、“痞证”、“痞积”、“腹胀”、“湿阻”等杂病辨证论治。如肝郁者用丹栀逍遥散或四逆散；湿热者用三仁汤；肝脾大者用活血化瘀、咸寒软坚之品；脂肪肝加祛痰通络之味；阴虚者用一贯煎；脾虚者用健脾丸等。

　　慢性肝炎如果延误或治疗不当，可转变为肝硬化，而腹水又是肝硬化晚期的突出临床表现，在中医，肝硬化腹水属于臌症的范畴，也向来被视为难治之症。认为是患病日久损及肝、脾、肾，使水湿停聚于中，不能从膀胱排出，正气日衰，病势愈重而呈现的本虚标实之候。由于病情复杂，故棘手难效。

　　邢氏在治疗肝硬化晚期方面，首先确立消除腹水为第一要义。经过对古代文献所载六首泻水方（其中有五首秘方），六种逐水药，进行详细的临床观察、研究、记录后，邢氏发现浚川丸、臌胀丸、消水丸三方为优。于是在浚川丸的基础上，研制成“加减浚川汤，含甘遂、红芽大戟、芫花、大腹皮、二丑、生薏仁、茯苓、厚朴、木香。方内甘遂、大戟、芫花皆用醋炒。本方多用于体质较弱、胃肠功能欠佳、脉弦数或脉虚软的患者。若服后无效，而患者体质尚可，则可酌加巴豆霜～克，以增强泻水之力。对体虚脉弱者，也可加生黄芪、白术之类辅之，直至腹水消尽为止。而臌胀丸，多用于体质壮实，脉象弦实或弦滑有力，无剧烈呕吐者。至于消水丸，则用于体质一般，脉弦或弦滑的患者。后两方，对有慢性胃肠疾患及吐血、便血病史者均不宜应用。因峻下逐水药多具毒性，故邢氏常用醋制甘遂粉，每次～克，患者于晨起空腹一次冲服。巴豆霜每次用～克，晨起空腹一次冲服。约间隔5～7天再酌情给药一次。

　　据对19例肝腹水患者统计，邢氏运用上述方法治疗后，腹水全消16例，有效1例，无效1例，死亡一例。16例全消者中，一般多在1～3个月内排尽腹水，再经调理，肝功能恢复或接近正常，有一患者治愈后15年一直坚持工作，未有复发。

　　邢氏告诫学生，应用逐水法除详辨虚实，确定适应症外，还须注意两点：一、如果患者食欲不振，精神疲惫，宜先以补药扶正，视胃纳健旺，精神恢复，再施逐水消胀为妥，切不可孟浪从事，轻率投药。二、凡病情迁延，身体虚弱并伴有胃肠病变，食道静脉曲张，呕血便血，或阴虚症状明显，肝昏迷征兆及发热的病人，均应禁用逐水法。另外，他还告诫，应用逐水法消退积水后，针对患者体质、症状及化验检查结果，及时给予药物调理，补益气阴，活血化瘀，也是不可缺少的缓图治本的方法。

　　除前面所谈到的浚川丸外，邢氏还根据肝炎不同类别、证候、症状，制方多种，如：育阴复肝汤，补气复肝汤、振肝散、清肝化郁汤、加味复肝汤、育阴潜镇缓痉汤、育阴健脾养血汤、扶阳补血汤等等，这些汤剂，在临床治疗各种肝炎患者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邢氏治疗肝炎病可谓妙手回春，举两典型病例说明之：

　　冯某，男，41岁。入院前一个月身倦乏力，脘闷纳呆，十余天后发现尿色深黄，后因病情日益严重而就医。入院检查其巩膜（眼球壁后部最外面的一层纤维膜，有支撑和保护眼球的作用，与角膜相连。）、皮肤均呈黄染，各项指标均远远高于正常值，诊断为急性病毒性肝炎。12天后，黄疸加深，体温突然增高，并出现腹胀及腹水。经全科会诊，考虑为重症肝炎，急性肝坏死。

　　患者于1968年3月12日入院，经会诊后又加强了各种西医治疗手段，但3月26日复查，肝功能较前恶化，各项指标继续升高：胆红质毫克，谷丙转氨酶480单位，麝浊单位，白蛋白/球蛋白克/克。西医继续用药一周，未见好转。4月1日患者神志模糊，次日已呈昏迷状态，请中医会诊。当时患者体位不能自转，神昏鼻鼾，痰鸣气促，周身皮肤呈橘红色，两眼巩膜黄染尤甚，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腹部膨隆，腹水严重，小便短赤，大便四日未行，舌质暗紫，苔黄腻，脉弦大而数。邢氏辨证属湿热毒邪蕴结中焦，熏蒸肝胆，内陷心包。治宜清心化痰，芳香透络，开窍醒神。

　　于是，速投局方至宝丹2粒顿服。次日患者神志清醒，自述腹部胀满难忍。邢氏决定给以清肝解毒，泄热逐水之剂，同时配合西药双氢克尿噻和安体舒通。

　　处方：板蓝根、山慈菇各18克，茵陈、丹皮、泽泻、丹参各15克，地肤子、栀子各12克，紫牙大戟、三棱、大黄各10克，黑白丑6克，青黛、犀角粉、玳瑁各3克，朱砂1克，冰片克，麝香克。后六味同研冲服。连服三剂后，患者体温正常，尿量明显增加，大便畅快，腹水大减，黄疸渐退，精神转佳，饮食增加。舌质紫暗已浅，脉象弦细。遂将上方略作变动：

　　紫牙大戟、黑白丑与大黄均减为3克，停用西药。六味散剂中：青黛减为克，犀角粉仍3克，玳瑁仍3克，冰片仍克，朱砂减为克，麝香减为克，仍共研细粉冲服。

　　连服五剂，黄疸消退，腹水消失，精神饮食均佳，已下床活动。遂改用健脾和胃，舒肝化瘀法，以巩固疗效，恢复肝功能。

　　处方：茯苓12克，炒白术、生山药、大腹皮、三棱、丹参、丹皮、佩兰、枳壳各10克，木香、姜黄各6克。

　　连服一个月后复查肝功能：麝浊7个单位（原单位），谷丙转氨酶10个单位（原480单位），白蛋白/球蛋白为克/克（原克/克）。建议带药回家休养。1968年底患者恢复工作，1969年7月追访，一般情况良好，肝功能正常。

　　又例，耿某，男，43岁。三天来体倦神疲，目黄、腹胀，右肋胀痛，纳呆呕恶。在某医院检查，诊为黄疸型肝炎。五天后病情加重，面目及周身皮肤呈橘皮色。高热℃，持续不退，神昏谵语。各项化验指标均高于正常值。舌红绛，苔黄腻，脉弦数。经邢氏再诊，黄疸无疑，证属毒热深陷，胆汗外溢。予以凉血解毒，清热利胆剂。

　　处方：银花30克，旱莲草、连翘、滑石各24克，栀子、茵陈、生大黄、木通各15克，丹皮、桃仁、三棱各12克，黄连9克，青黛3克，犀角、朱砂各克，冰片克。后四味药研粉冲服。

　　服上方三剂后，患者便泻日2～3次，腹胀减，精神佳，小便畅，烦躁宁。体温℃，脉弦数，舌质红，苔黄腻。继续予以凉血解毒：

　　板蓝根、重楼各30克，银花、丹参各24克，山慈菇18克，茵陈、生大黄、赤芍各15克，三棱、郁金各9克，青黛3克，玳瑁克，犀角、朱砂各克，冰片克。后五味药同研细粉冲服。

　　患者连服七剂后，身热退，黄疸消，食欲恢复。胁肋不痛，肝大回缩，脉趋沉敛，舌质转淡。后予以清热解毒，舒肝化郁，健脾和胃。诸症消失，肝功能恢复正常。

　　此两例可谓典型的重症肝炎患者，尤其前例，已濒绝境。然而经邢氏诊治，起死回生，其医术之妙，可见一斑。“中医肝病专家”名不虚传。

　　熟谙风劳  亦擅杂症

　　古有“风、劳、臌、噎”四难谚示。“风”，指“风证”，即现代医学所谓的“高血压病”、“脑血管病”；“劳”，指“劳证”，即现代医学所谓的“再生障碍性贫血”；“臌”指“臌证”，即现代医学所谓的“腹水”（各种病如肝病、肾炎等引起的）；“噎”指“噎膈”，即现代医学所谓的“食道癌”、“胃癌”。此四种病，自古被视为难治之症，在现代仍不易治。这四难，有三难不在邢氏话下，愈人无数，即“风”、“劳”、“臌”，至于“噎”症，邢氏也并非未有涉足，在其医案中，甚至有治愈后14年仍坚持正常工作之例。只是未将其作为研究重点而已。

　　一、关于对高血压病的研究和治疗

　　高血压病在中医属“风证”。临床以头晕目眩、头昏胀痛为主症，或见麻木，证见脉弦，属“肝风”、“风信”范畴。中医向有河间（即刘完素，金代医学家，今河北省河间县人，故人称刘河间。）主火，丹溪（即朱震亨，元代医学家，今浙江义乌丹溪人，故人称朱丹溪。）主痰，东垣（金代医学家李东垣）主虚，而景岳（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倡“非风”之论。今中医辨证多从肝肾阴阳及心火胃热等议及。邢氏则注意到冲、任二脉与肝肾关系密切，冲脉主血海，任脉主一身之阴，若肝肾阴亏则肝阳上亢，以致风阳上旋，血随气逆，每挟痰火上窜，此谓冲气上逆，治当养阴镇逆敛冲为法。

　　邢氏将高血压病辨证为五种类型，其证候和治则、用药为：

　　（一）肝阳上亢型

　　证见头胀头痛，头晕目眩，心烦易怒，面赤心悸，大便干燥，小便赤黄。舌质淡红或舌尖红赤，苔微黄或无苔，脉象弦数或弦滑，关部左大于右。治宜清肝镇逆。常用方药：龙胆草、夏枯草、黄连、黄芩、钩藤、野菊花、白芍、灵磁石、生赭石、羚羊角粉、广角粉等。

　　（二）阴虚阳亢型

　　证见头晕目眩，耳鸣失眠，心悸盗汗，烦热，口舌干燥。舌质淡红或浮红少津，苔微黄，脉象细数或弦数无力。治宜滋阴抑阳，清热降逆。常用方药：生地黄、玄参、龟板、杜仲、石决明、桑寄生、龙胆草、夏枯草、代赭石、灵磁石、怀牛膝、白蒺藜、紫贝齿或生龙齿、生铁落或铁锈水等。

　　（三）胃热痰壅型

　　证见头晕脑胀，心中烦热，心悸痰壅。舌质红，形胖嫩，苔黄腻，脉象滑实，右脉大于左脉。治宜清热健胃，豁痰镇逆。常用方药：清半夏、寒水石、滑石、生赭石、生石膏、天竺黄、胆南星、全瓜篓、明天麻、钩藤、菊花、竹沥水（冲服）。

　　（四）阴虚阳泛型

　　证见头晕心烦，气短身倦，腰痛失眠。舌质红，干燥少津，脉象虚大而空。治宜育阴潜阳，镇逆安神。常用方药：生地黄、玄参、龟板、珍珠母、何首乌、灵磁石、代赭石、山药、黄精、怀牛膝、沙苑子、白蒺藜、茯神、酸枣仁、首乌藤、琥珀等。

　　（五）冲气上逆型

　　证见头晕目眩，耳鸣如蝉，心悸气短，胸脘胀闷，纳呆，身倦无力。舌质淡，形胖嫩，苔滑润，脉象右手虚大，左手弦细。治宜养阴为主，佐以镇敛。常用方药：生地黄、玄参、生龙骨、生牡蛎、半夏、天麻、钩藤、紫贝齿、芡实、五味子、山茱萸、龟板等。

　　二、关于对脑血管病的研究和治疗

　　脑血管病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栓塞、脑血管痉挛等，在中医也算风证，属于“中风”范畴。唐宋以前多认为是外风所致，金元以降始有“非风”、“内风”之说。邢氏认为，中风多因五志过极，心火暴盛，阴阳失衡，火盛灼液，肾阴虚损，水不涵木，致肝阳亢极，化火，动风，挟痰，横窜经络，甚至逼动气血上冲于脑而成本病。据此邢氏提出其证治法则和用药是：

　　脑出血（亦名脑溢血）：证见猝然昏仆，神识不清，二便失禁，呕吐抽搐，半身不遂，或有发热，呼吸困难，瞳孔改变。舌质红，苔白腻，脉象弦大。治宜育阴潜镇，止血安神。常用方药：紫雪散方加减。用药桑寄生、玄参、钩藤、茜草根、夏枯草各15克，生石膏30克，海螵蛸、胆南星、生蒲黄、苏地龙各10克，小蓟20克。另犀角粉克，羚羊粉克，血竭粉克，此三味共研末分次冲服。

　　蛛网膜下腔出血：证见剧烈头痛，昏迷，呕吐，二便失禁，抽搐，半身麻木。舌暗淡色紫，脉象弦大、弦数、弦滑、弦细等。治宜清脑醒神，熄风镇痉。常用方药：石菖蒲、生蒲黄、清半夏、全蝎、天麻、胆南星各10克，钩藤15克。另投羚羊粉克，琥珀粉克，研末分服。待神志清醒后，有半身不仁时，予以补气活血，通络启脾法治之。

　　脑血栓：证见头晕头痛，肢体酸软，夜晨发病，半身瘫痪，语言欠利，口眼斜，健忘，亦或昏迷。舌淡红或舌尖红，苔白腻或微黄。脉弦细或细涩。治宜清痰醒神，活血化瘀。选用苏合香丸方加减。用药为：茯苓15克，清半夏、石菖蒲、胆南星、当归、赤芍、地龙、茺蔚子、桃仁、䗪虫、乳香各10克，川芎5克，藏红花3克，另以血竭粉克，苏合香克，沉香克，麝香克，研末分次冲服。如后遗症期，宜补气活血，化痰通胳，方用补阳还五汤化裁治之。

　　脑栓塞：病发急猝，证见神识不清，口眼斜，口紧抽搐，半身不遂。舌红，苔黄腻，脉弦大或弦数。治宜化痰醒神，活血通络。急性期用苏合香丸方加减，后遗症期用补阳还五汤调治。

　　脑血管痉挛：证见头晕头痛，神识昏愦，呼之可应，脑闷有窒息感，心悸气短，舌强语謇。舌尖红，苔黄腻，脉象虚数不整。治宜育阳潜镇，缓痉通络。用药为：地龙、胆南星、蕲蛇、天麻、钩藤、清半夏、白芍、黄岑各10克。至痉缓神清，唯身不仁时，予补气活血，通络缓痉药治之。

　　三、关于对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和治疗

　　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是以骨髓造血功能衰竭为特征的全血细胞减少为主要表现的综合征，中医称之为劳证。根据临床表现的主次，可分属于“虚劳”、“血证”、“瘟毒”等范围。

　　邢氏将此病分为四种类型，其辨证用药方法为：

　　肾阴虚型：证见鼻衄（衄，特指鼻出血，亦泛指五官、牙龈、肌肤等出血。）、齿衄，皮肤瘀斑，眩晕耳鸣，两颧潮红，口舌干燥，心中烦热，盗汗遗精。舌红，舌燥，重时舌淡少津或光亮而干。脉多弦数无力，病重时脉虚数不敛。治宜大补阴血，辅以健脾和胃，退热止血。方用育阴养血汤：玄参、生地黄各24克，当归18克，磁石10克，五味子15克，海螵蛸、制何首鸟各12克，炒白术、生山药、阿胶、茜草各10克，龟板9克。另犀角粉克，血竭粉克研末冲服。

　　肾阳虚型：证见面色苍白晦暗，手足厥冷，少腹（小腹）时觉冷痛，畏寒便溏，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而迟或细数、细微无力，常以右尺为甚。治当补肾扶阳。方用扶阳补血汤：磁石、生山药各15克，制何首乌、补骨脂、当归各12克，紫石英、炒白术、巴戟天、鹿角胶各10克，肉桂、甘草、人参各3克另煎兑服。

　　肾阴阳俱虚型：兼见上述两型之证。治宜并补阴阳。予扶阳补血汤中加龟板、生地、麦门冬各15克，肉苁蓉18克。

　　脾肾阳虚型：证见纳呆食少，恶心呕吐，畏进冷食，腹部胀痛，喜暖欲按，大便溏写，完谷不化。舌淡无苔或白腻。脉沉细或脉细无力，右关尤甚。治宜温肾固阳，补土健脾。用药为：补骨脂15克，生山药、当归各12克，紫石英、阳起石、丹参、鹿角胶、木香、炒白术各10克，肉桂6克，附子片5克。人参3克另煎兑服。

　　邢氏对再障的研究与治疗，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一大成果。早在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驻在天津）的著名血液病专家杨崇礼教授即邀请邢锡波共同合作，开展对再障的研究与治疗。因为彼时邢氏在中医治疗肝脏病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果，而再障这种病与肝脏关系十分密切。肝脏对血液有贮存、疏泄、调节的作用，亦有调节情志的作用。肝气不舒或肝脏发病，其藏血和调节功能势必削弱或失控，发生各种出血或瘀血现象，如果治不及时或治疗不当，久之便成为“慢性再障”。如果毒邪突然侵袭体内，肝脏功能尚未发挥尽至，毒邪深陷，损伤造血功能，即为“急性再障”。正因为再障与肝脏如此密切，故单纯依靠西药是难以治愈的，有时西药用多了，反而贻误病情，故中药调理是为最佳方案。举例：

　　一位22岁男性大学生吴某，经血研所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用考的松、氯化钴，以及输血等治疗手段无效。经常高热身倦无力，食欲不振，齿龈衄血。检查血色素克%，白细胞2000/立方毫米，血小板/立方毫米，骨髓增生强度降低。经邢氏辨证，属肾阴虚损，热毒郁闭。治宜：育阴凉血，祛邪解毒。

　　处方：生地、蚤休各30克，紫草根、龟板各24克，菖蒲18克，乌贼骨、代赭石、生山药各15克，茜草根10克，阿胶6克，琥珀、朱砂各1克，血竭克，玳瑁克。后五味同研末冲服。连服五剂。

　　二诊时，衄血已止，热退，夜能寐，食欲好转，身觉有力。脉虚软不数。惟大便溏稀，有时肢厥，是肾阴渐复，而肾阳不振。治宜补益肾阴肾阳，辅以健脾养血。处方：

　　何首乌、生山药、巴戟天各15克，当归12克，川断、补骨脂、磁石、紫石英、白术、五味子各10克，鹿角胶、甘草各6克，人参3克，鹿茸克，麝香克。后三味同研末冲服。连服三周。

　　三诊时，心悸气短减轻，食欲恢复，惟有齿衄。于原方加生地、丹皮，送服犀角粉克。连服六周。外用止血粉，以止齿衄：煅石膏6克，枯矾、儿茶、血竭各1克，冰片克。共研细粉，擦于牙龈出血处。

　　四诊时，心不烦热，夜能安眠，脉沉敛不数，是郁热清解，阴气渐复之象。改用凉血镇冲止衄法。处方：

　　生地、小蓟、生赭石各24克，珍珠母、生龙齿、乌贼骨、磁石各18克，阿胶、桅子炭各10克，犀角、玳瑁、朱砂各1克，血竭克。后四味同研末冲服。

　　五诊，前方连服五剂后，诸症消失，食欲增加，身觉有力。脉沉缓，舌质淡。惟脘满、日便溏2—3次。四肢逆冷，为脾肾阳虚之象。以健脾补肾，育阴养血处之，疏方：

　　枸杞15克、当归、生山药各12克，何首乌、补骨脂、鹿角胶、磁石、巴戟天、白术各10克，紫油桂克，甘草、人参各3克，鹿茸1克，麝香克。后三味同研冲服。连服两周。

　　需要指出的是，邢氏在每一阶段的治疗中，均以患者的各项化验指标为参考依据，然后再依中医的辨证确定治则和疏方。事实证明，此种中西医结合之法，乃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最佳途径。邢氏生前与杨崇礼教授共合作20年，愈人无数。以后其弟子胡砚田继承乃师学术思想，继续效力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的研究，至2004年统计，共有300多名患者恢复了健康的体魄。

　　邢氏熟谙风劳，但亦擅杂症。在他所记载整理的几百个医案中，内外妇儿各种杂症无不涉及，涵盖了近百种疾病，很多医案非常典型。看这些医案，就如同在欣赏一位艺术家的经典力作，令人震撼。使你激动。

　　张某，男，48岁。胃脘痛已15年之久，常有呃气、泛酸、胃刺痛之感觉。痛时喜按，口干不欲饮，大便不燥、小便黄浊。经中西医治疗多年末见其效。邢氏接诊，患者两脉沉滑无力、舌质红、苔黄腻、舌中部夹有黄褐苔，参考西医钡餐造影见胃底部有龛影，确诊为胃溃疡。

　　证属：脾胃虚弱，湿热留滞。

　　治宜：健脾和胃，制酸止痛。

　　处方：海螵蛸12克，白术、生山药、桅子、法半夏、木香、五灵脂、乳香各10克，沉香6克，黄连、吴茱萸、枯矾各5克、甘草3克、人参克、朱砂1克。后两味同研冲服。

　　连服3剂后，患者胃脘不痛，胀满减轻，食欲渐展，自觉有力.又予以加味朱矾散以治溃疡。

　　处方：枯矾15克，煅甘石12克，乳香、海螵蛸各10克，朱砂6克，儿茶5克。诸药共研细粉，每次服5克，每日两次。连服4剂后，患者胃痛显著减轻。继服原方。

　　连服12剂后，患者自述胃脘痛的次数及程度均大减。邢氏仍用原方，嘱患者连续服用。4个月后钡餐造影，溃疡面基本愈合。  又例，一5岁男童，小便不畅，尿时淋漓疼痛，腹胀硬，有时作痛。经x线平片检查，后尿道有一黄豆大隂影。脉弦数，舌尖红，苔黄腻。诊断为膀胱结石症。  证属：湿热郁滞，水运不调。  治宜：清利湿热，化石通淋。  处方：金钱草45克，泽泻12克，瞿麦、冬葵子、海金砂、木通、通草各10克，鱼脑石、乳香、穿山甲、沉香各6克，琥珀1克（冲）。

　　连服2剂，小便通畅，腹胀痛减轻，尿未出现淋漓涩痛现象。又加芒硝3克，大黄6克。服后半日排出结石一块，症状消失，小便正常。原方减其量，并去芒硝、大黄，加建脾和胃之品。隔日服一次，终未复发。

　　例三：田某，女，61岁，干部。因工作劳累，忽患左足拘急，疼痛，行动困难，勉强着地，足尖向上，如躄（双腿瘸）者然。入夜痛势更重，难以成寐。而痛处又无红肿现象，按时亦无压痛感。脉象虚数无力，舌无苔而干燥少津。前医曾以风湿性关节炎治之，服药数剂，毫无功效。邢氏接诊，切其脉，认定属于阴虚血滞，筋脉不柔。因根据《伤寒论》两胫拘急之例，予以芍药甘草汤加味服之。

　　处方：赤白芍各25克，甘草18克，木瓜、牛膝、丹皮各12克、桃仁10克。

　　一剂后，痛势顿减，左足已全部着地。连服五剂，诸症消失。

　　这几例，均属难医之症，但到邢氏手中，都轻取而瘥。

　　富有灼见  师古不泥

　　邢氏精于临床，也精于理论，他奉傅统理论为圭臬，但又不陷入传统理论的窠臼之中。他是旧社会过来的老中医，但不保守，不僵化，还颇有些现代意识。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和临床之中。

　　一、发展医药，必须中西并举

　　由于学术体系，认知方法不同，中医和西医从旧社会到建国初可谓是水火难容。而邢氏思想却异常开明，并不妄自尊大排斥西医，而是主张中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早在1956年，他就极力倡导中西医结合，并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他阅读西医书籍，钻研西医的解剖学，了解人体内部构造，以此来印证中医理论。他还自置显微镜，观察细菌动态。无论在教学抑或是临床中他都注重运用西医的检测手段，来印证诊断，指导治疗，检验疗效，把临床经验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他与杨崇礼教授合作开展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和治疗，就充分证明了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看来，西医是一门综合科学，其先进性和可取之处在于能将最新科技成果及时引入医学，从而使诊断明确，救治及时。而中医的优势之处在于能够从整体上分析病情、辨证施治，从而在根本上取得较好的疗效。但中医对某些危急病症往往又治不及时，而西医的手术、输血、输液、药物抢救却常为中医所不及。因此，中西医互补是非常必要的。如中医补血，缓不救急，西医输血，虽能救急，但又会抑制人的造血机能。所以，西医输血可谓“急则治其标，”中医补血则为“缓则治其本”。从药物上看，邢氏认为，西药精而中药粗，西药为化学制品，中药为天然动植物和矿物制品。西药虽然疗效迅速，但易产生依赖性和抗药性，也会影响远期疗效。中药如能在改进中兼具西药之长，而又不失中药的特色，亦无西药之缺点，应当是最理想的。

　　二、擅用经方，不囿经方

　　邢氏乃研究《伤寒论》的大家，在理论和临床方面无疑是伤寒派，而伤寒派的最显著特点就是运用经方。所谓经方即指《伤寒论》所载112方，《金匮要略》所载262方，共374方，不言全部囊括但也基本涵盖了伤寒及各种内科杂症。历代伤寒派医家均以此三百多方为要旨治病愈人。

　　邢氏擅用经方，但不囿于经方。常谓，学习前人经验，主要是“师其意”，而不可照抄照搬。他在《伤寒论讲义》的每条注释中均有“临床体会”一项，意在说明原文对现实临床的指导意义，同时又对原文精神加深理解和提高，从而更有利于治疗。

　　如原文有：“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之经方。方中：喘家，系指素常患有哮喘之人。此条意为：平素患有哮喘病的人，这时又遇外感，旧病必趁势发作或加重。此时就应除了用桂枝汤治疗新感外，还应加入厚朴、杏仁，宣肺降气以治宿喘，标本兼顾，以收到表邪解散，气机宣畅，新感宿喘皆愈之效。而邢氏却认为，患哮喘的病人，肺中常有郁热，不宜用辛温燥烈之品，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便属于辛温燥烈的范围，用时应将辛温变成辛凉，用宽中下气、止嗽定喘之药疏肺化痰。他常用的处方为；白前12克、前胡、杏仁、半夏、薄荷、生赭石、牛蒡子各10克，条子芩、苏子、甘草各6克。本方师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之法，而不用其药。5年中，临床治疗42例，大部分是有效的。有的病人在服药后虽哮喘又复发作、但病势较轻。邢氏云：“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亦有效果，然只限于无内热而脉缓者，如有热象，而脉浮数或浮大有力，用之常可引起烦燥的反应，效果反而不好。所以学习《伤寒论》要掌握它的治疗原则，而不必拘泥于几种药味。”

　　邢氏不囿于经方还体现在能突破典籍所述经方主证的范围，而大胆用于其他病症，试举抵当汤为例。

　　查《伤寒论》，谓之抵当汤所主之证，均为妇人瘀血凝滞、月事不下之下焦血证。乃猛峻之破血剂。其方构成为：水蛭、虻虫、桃仁、大黄。以水蛭、虻虫为主药，此二虫均靠吸食人畜之血为生，但药用又有破血化瘀之功能。抵当汤是医治妇人癥瘕最有效的方剂。而邢氏发现，此方除治子宫瘀血外，对于脑血栓形成用之也有效。例，一男子金某，年58岁，头部经常眩晕，心中躁烦。一日，突然昏厥于地，不省人事，历时四十分钟，方回甦。然而口吃，言语不清，左半身麻痹，精神昏愦，但血压不高，亦无脑出血现象。脉沉涩，舌苔垢腻，后确诊为脑血栓形成。初用通经活络之剂，连服20余剂，肢体稍能活动，神志也较清醒。然而仍不能站立，精神呆滞，言语不清。因病人脾胃已逐渐恢复，故邢氏大胆改用抵当汤，并加味配成丸剂与之。

　　处方：生水蛭、丹皮、红花、生山药各15克、桃仁、生芪各12克，虻虫、生大黄、郁金、甘草各10克。共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丸10克，每次一丸，每日两次。

　　服药一周，肢体活动显著灵活，已能扶杖缓行，语言见清楚。后以原方配活络丹连服70余日，语言清楚，履如常人。后又以活血通络之剂调理而愈。

　　三、汲取诸家，独有心法

　　邢氏临床上辨证立法及选药极为精当，尤其对用药体会颇为深刻。他在汲取诸家之长的基础上，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用药规律和服药方法。如对一些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在发病初期，必用大剂、汤剂、使之能见速效，待病情稍缓，即改为膏剂或丸剂。对急性病人或病情危重者先用冲剂急服，使患者很快转危为安，然后再服汤剂。在药物的运用上，他选方精熟，细心独到。如用清热豁痰开窍药时，惯用广角粉、羚羊角粉、天竺黄、胆南星、竹沥、麝香、牛黄等，或送服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在用清热解毒药时，惯用生桅子、板蓝根、蚤休、金银花、连翘、黄连、黄芩、青黛、雄黄、冰片、朱砂等，或送服紫金锭；在运用活血止痛药时，惯用延胡索、三棱、莪术、乳香、没药，甚至用醒消丸、犀黄丸等，均得心应手。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疾病，他大胆地用峻猛之剂，如同战士对敌人，先迎头击倒，然后慢慢收拾，制服。于此，每见奇效。举十枣汤和大承气汤为例：

　　十枣汤方为：芫花、甘遂、大戟、大枣。因用大枣十枚，故名十枣汤，也可作成丸。乃泄水之峻剂。

　　病例：董某，女，33岁。于产后一个月因生气感觉上腹部不适，身倦不願起床，食欲不振，逐渐发生腹胀，小便减少，下肢水肿，住院治疗。

　　经查：体温度，皮肤有轻度黄疸，腹部膨隆，肝脾未摸到，有明显移动性浊音，有指凹性水肿，右胸下部有浊音，呼吸音消失。透视见右肩下部有胸腔积液。脉象弦滑，舌苔红润。

　　因患者脉象弦滑腹胀难忍，邢氏遂用急则治标之法，不顾患者产后体质未复而大胆予以十枣丸8克内服。服药后泻水1500毫升，小便也逐渐增多。腹胀渐消，食欲好转，体力略增。隔三日服一次，三次后腹水全消。腹围由94厘米减至78厘米，体重由140斤减至96斤，胸腔积液大量减少，食欲大增，体力如常。遂予以加味浚川汤，因胸腔有积水加葶苈6克，连服20多剂诸证消失，共住院月余，痊愈出院。对于产后刚刚一个月的患者，下如此“狠招”，可见邢氏用药之大胆，更可见其医术之高超。

　　又例，杨某，男，42岁。已腹胀两年，经某医院检查为肝硬化，以中西药治疗，服用臌胀丸和舟車丸，其效不显，腹胀时好时坏，腹水时增时减，迁延未愈。

　　查患者：阴囊肿胀，但不痛，无黄疸，鼻部有蜘蛛痣，腹部膨胀，有腹水，上腹部及脐周围叩诊呈鼓音，其余皆是浊音，腹水呈阳性。脾脏肿大，肋缘下三横指处可以摸到。胃脘胀满，两胁膨胀，X线透视食道静脉曲张。脉象弦滑。舌质红而中心黄腻。肝功能化验各项指标均不正常。确诊为肝硬化腹水。

　　邢氏因予十枣丸6克，泄水以祛满，隔5~6日服一次，每服一次，可排泄水便7~8次，约计水量在2000毫升左右，同时小便也逐渐增多。服三次后，腹胀大减，行动如常人，叩诊时移动性浊音亦不显著，食欲恢复，体力增加，胃脘胀满及两胁膨闷等证已全部消失。复予以舒肝化瘀补气之剂，以恢复肝功能。住院月余出院。出院时化验肝功能指标已恢复正常。

　　大承气汤也是峻烈之品，常用为挽急救危之要药。因病势发展到严重阶段，生死在于倾刻， 不用重剂泄热、荡积、清血、解毒无以挽危转夷。邢氏熟知此方，故对于该用此方时，毫不犹豫。请看下边两例：

　　张某，女，19岁，学生。因思虑过多，经常失眠，见人詈骂，不避亲疏。饮食亦无规律，或食不知饱，或终日不食。心烦不定，有时绕街狂跑。大便三～四日一行。发作已月余，並日益严重。诊其脉，右侧沉滑有力。证属痰涎蒙闭清窍。治宜：通闭清热，豁痰开窍。予以大承气汤。

　　处方：瓜篓30克，生大黄20克，枳实12克，菖蒲12克，厚朴10克，郁金10克。（此方为邢氏加减方。考大承气汤方为：大黄、厚朴、枳实、芒硝。邢氏去芒硝而加瓜篓、菖蒲、郁金。）

　　连服两剂后，患者每日溏泻2~3次。无明显的效果。后将大黄加至30克，服后每日便泻7~8次。服至3剂，已疲惫不堪，甚至不愿站立，而精神却逐渐清醒，不再狂言乱语和心烦不眠。继以镇逆化痰和胃之剂调理而愈。

　　按仲景《伤寒伦》，大承气汤主腹胀日久，二便不利，燥屎，心烦等阳明、少阴诸证。此案乃邢氏突破其主证范围而大胆用方的又一例证。故总结说：“大承气汤治疗痰诞壅闭清窍，精神错乱，疗效亦佳。”

　　又例，安某，女，30岁。妊娠六个月，在溽暑天气中暑而发热，面红舌燥，斜目弄舌，神识昏厥，口臭喷人，手足　疭，腹热如烙，舌胀出口约有半寸，便结无尿。诊其脉，寸关洪数鼓指，两尺沉细如无，舌质青紫，边尖鲜红如朱。证属热入血分，损伤胎气。治宜清热泻下。

　　处方：鲜生地30克，生大黄15克，赤芍15克，丹皮12克，枳实12克，元明粉10克，厚朴10克，甘草3克，犀角克（冲）。此方也是加减大承气汤。

　　连服2剂，胎落，果已臭烂，形色青紫。患者神识清醒，身热已退，舌色青紫已逐渐消失，尺脉已起。后以养阴活血通络之剂调理而愈。

　　邢氏云：“患者寸关洪数鼓指，两尺沉细如无。舌质青紫，边尖鲜红如朱，此乃暴热深入血气，损伤胎气，口臭舌青为胎死的征兆。治宜先下死胎，清热毒或可治愈。若犹豫保胎，不但胎不可保，孕妇生命亦恐难全。”“然在鉴别时，必见其舌青面赤，肚胀腹大，口中有臭气，方可以下。堕胎时必须依患者的虚实寒热或宜寒下或宜温下，应随其宜而用之，方不致贻误病人。”

　　邢氏除擅用经方外，还曾自制验方700多种，这些方剂，色括了内、外、妇、皮肤、五官等105种病。有的病症方子二、三十种。如痢疾方35种，麻疹方32种，白喉方26种，感冒方24种，肠伤寒23种……。有些奇特难治之症也有其方，如白癫风、狐臭等。这些验方为后人临床诊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诲人不倦    遍植桃李

　　邢氏不仅是中医临床大家，还是中医教育家，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造指，丰厚的临床经验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邢氏生前常以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言“若有急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如至亲”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在行医时，他对社会上层人物和广大民众均一视同仁，皆存仁爱之心，“见彼苦恼，若已有之。”他常说：“先有医德，后有医精，心正德高，德高医精。不因高官富有而强为，不因百姓贫苦而不为。医病如救命，命无高低贵贱之分，均应仔细认真审视病情。立方下药，药味要简要精，能用一味多效之药，不用单效一味之药。药量要足而不过，严守中医辨证施治之真谛。”在治学方面，他教导学生要“不拘泥门户争执之短见，应博学众家之长，补自己之短；敢于触及他人不敢医之难疾，敢于启用他人不敢用之药以治难治之病，细心体察，及时随证易方，病愈不留后患，力争最好疗效。”他鼓励学生：“积极学习西医之长，补中医之不足，走中西医结合之路，但不可失掉中医之根本。更希望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开阔考虑问题的思路，将新知识，新技术用于进一步验证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一代人不行两代人，两代人不行多代人，深信中医终究会被全世界所认识並发扬光大。更深信将来多种疾病会被中西医结合所攻破，造福于世界人民。”他的这些谆谆教诲，至今铭刻在学生们心里，並时时激励着他们。从1955年邢氏执教天津中医研究班到1977年去世，二十年中无数学生从他那里受到了教益，获取了知识，走上了医学岗位，成为各级医疗机构的技术骨干，许多人成为专家、教授、学者，也有不少人走上了医疗卫生系统的领导岗位，邢氏的学术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光大和发扬。

　　邢氏青年时在家乡娶妻严氏，后随他移居天津。邢氏去世后，其女汝雯将母亲接到北京颐养天年，享年96岁。邢氏夫妇育有五男一女，长子汝霈、次子汝霖、三子汝震、独女汝雯、四子汝霂、五子汝霁。邢氏非常注重对子女的培养教育，宁可自己省吃简用也要供子女们上学读书，並鼓励他们政治上进步，事业上有成。六个子女中，除四子汝霂患病在家外，其余几人均有所成。长子汝霈，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学业甚佳，毕业后入沈阳陆军医院，后任胸科主任。学业造指很深，通晓多国文字。次子汝霖，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习化工，毕业后分配到玉门油矿，曾任过宣传部长，又先后被调到西南石油学院任副院长，西安石油学院任院长、党委书记。三子汝震，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转业到天津市土地局任处长。五子汝霁供职于天津外经贸委（现天津市商委）。六个子女中，只有惟一的爱女汝雯承袭了他的衣钵，成为中医名家。

　　汝雯于1935年出生，1951年天津南开女中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6年在军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文官。1958年转业考入天津中医学院，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调至天津中医学院附属王串场中医医院（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968年调至北京。曾在海淀医院、永定路医院任科主任和清河医院院长。1995年在北京海淀区卫生局中医顾问岗位上退休。1981年首次职称评定时被评为副主任医师，1992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曾立过三等功。她领导的科室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科室，为此永定路医院改为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她本人于1991年被评为北京市海淀区卫生系统优秀知识分子，区优秀共产党员。还曾任海淀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现在担任北京市中医学会内科委员会委员、海淀医学会理事，中国民间中医中药研究开发协会学术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院教授等职。

　　汝雯自幼受其父重陶，在天津中医学院附属王串场医院工作时除行政事务外，也常侍诊左右，故深得其父医术之三昧。后通过多年临床实践，能较热练地运用四诊八纲辨证施治各种疾病，尤其是在治疗肝炎、肿瘤、脑血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弘扬其父的学术思想，汝雯退休后，在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北京光明中医学院院长、名中医吕炳奎先生的支持下，经北京市卫生局批准，成立了北京光明中医学院消积水中医门诊部（现北京中豪国研中医门诊部），专门研究和治疗各部位积水症。她根据其父所传和自己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运用中医理论，采取攻补兼施的方法，益气养阴，补肾健脾，利水消肿，使邪祛而不伤正。她根据其父验方研制出来的快速特效泄水药——“利水胶囊”对治疗先天性脑积水、交通性脑积水、脾病水肿、肺病胸水、肝病腹水、心包积液、关节腔积液和糖尿病及各种肿瘤引起的各部位积水均具有独特而显著的疗效，而且无任何毒副作用，总有效率为98%。该项研究成果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专利。门诊部自开诊以来已接待患者万余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前来求诊者。邢汝雯因此被誉为消积水专家。此外，汝雯还与其夫杨绍桢花费了几年时间，整理其父生前著作和临床经验，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邢锡波医案选》、《伤寒论临床实验录》，北京军医出版社出版了《邢锡波医案集》，并主编了《中医临床传薪集——邢锡波学术经验集粹》，由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共余字。选录了邢锡波先生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大部分论文、医著，是邢氏从医五十余年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结晶。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先生评价该书：“必将中国中医事业的振兴和发展树立学术的丰碑，留下不朽的教诲。必将成为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汝雯夫杨绍桢，年青时即投身革命，先后参加了解放怀德，保卫长春，解放抚顺和解放天津的战役，多次立功受奖。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首都卫戌部队的领导职务，担负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机关的光荣任务，忠诚敬业。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街，1962年晋升为少校。1981年2月离休前任北京卫戌区警卫第一师副政委。他敬仰中医事业，当年曾积极支持汝雯转业考入天津中医学院，自此汝雯带两个孩子到天津学习、生活，毕业后又同意她留校随父深造，致夫妻两地分居11年。当岳丈与妻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时，他又从精神上给以鼓励和安慰，使父女俩坚定信念，致力科研。汝雯退休后成立中医门诊部，他不仅积极支持而且提出要严格执行国家卫生部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他倡导的对70岁以上老人及学龄前儿童，对英模人物、残疾人免挂号、优先诊治或免费诊治，对家庭贫困的危重病人赠送药品的做法，至今仍在实行。每念及夫君对自己事业的支持，汝雯总是感慨良多。

　　汝雯夫妇育有二女一子。二女现同在军队医界服务。长女晓娟为北京武警总队医院主管药师，次女晓惠为北京卫戍区医院主治医师。子晓翔1981年参军，退伍后自费去日本留学，攻国际贸易，其父谢世后，放弃事业，一心照料母亲，每天陪侍左右，并协助母亲管理门诊部行政事务。二婿亦供职于军界，长婿为总装备部政委，次婿为总参作战部局长。

　　邢氏一生俭朴，无任何不良嗜好，只工于学问。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字画，宋、明、清各代均有，包括郑板桥的竹。看画、赏画就是他的休息，研究字画已达到了可以鉴定的水平。许多人示字画请他鉴定真伪，鉴定后即钤上名章以示负责。由此可见其造诣之深。除鉴赏外，亦擅水墨丹青，右臂残疾，以左手书之画之，尤擅梅花。梅花高洁，不畏霜雪严寒，反映了邢氏的人生品格。

　　邢氏生前除担任过天津中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伤寒教研室主任、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天津市中医学会理事、《天津医药》杂志编委外，还曾任天津市第三届政协委员，第五届人大代表。曾被评为天津市及河北者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

　　浪迹医林五十春，博览方技为医人。

　　春深喜见桃李秀，秋明黄花倍育情。

　　良方继世续千金，救死扶伤一片心。

　　留得青囊供患者，午夜凭几几沉吟。

　　此诗是邢氏临终前不久，回顾自己从医执教五十载所赋。从中可以体味到他那谦虚进取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态度，济世救人的医德，挚爱国医的衷肠，培育后人的热情。这是邢氏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代名医走了，他留给后人的东西太多、太多。